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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卡斯特罗领导的毁灭之路

2016-11-28 吴主任 理性乐观派


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11月25日逝世,享年90岁。悼念的文章不少,伟大和理想之类的字眼十分扎眼。卡斯特罗活得够久,古巴一直以来也是神秘,然而再怎么神圣的包装,也不能忽略一些事实。


卡斯特罗四个字就是活化石,他的死可能会让人觉得意外,这人还活着呢?人类和平了这么多年,这个名字好像是穿越过来的,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一些记忆:革命的浪漫情怀,扛着枪抽着雪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头像风靡全球的切·格瓦拉。全世界穿着切·格瓦拉T恤的99%的人估计都不知道这大胡子是干嘛的,更不会知道切·格瓦拉就是个恐怖分子。


19世纪末,古巴人不满西班牙人的统治,揭竿而起,国内动乱殃及在古巴的美国侨民,美国政府派军舰前去保护侨民,被炸,死伤惨重。美国人民不高兴了,美国政府也早觊觎加勒比海已久,这时顺水推舟,干西班牙人。


1902年美国承认古巴独立,扶植独裁者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并将一项旨在控制古巴经济符合美国利益的普拉特修正案写入古巴宪法。这种时候只会加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古巴国内的反美反独裁斗争自然不会消停。然后又是军事政变,中间更换多次傀儡总统,但实际掌权者为巴蒂斯塔。


1940年,巴蒂斯塔初上台,颁布了宪法,深受古巴人民爱戴,被奉为古巴民族英雄,他甚至允许人民群众公开指责他。与美国的关系也奉行友好睦邻政策,古巴国内一片和谐欢腾。有意思的是,正是他本人颁布的1940年宪法阻止他连任总统。落选之后的巴蒂斯塔短暂地在佛罗里达海滩醉生梦死,四年后他不甘寂寞,赢得参议院一席位欲再次竞选总统。有媒体报道他在美国度假,他预感不妙,干脆发起政变,不选了,直接抢,顺利再次掌权。以这种形式再夺权,他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实行军事独裁。如果他能像皮诺切特一样,也许后面就没卡斯特罗什么事了。巴蒂斯塔的统治很快就让当年夸他是民族英雄的古巴人民们不满。尤其是当时正打算进入古巴政坛闯出一片天的青年卡斯特罗意识到,只有革命才有机会了。


他们反动界人士有句话说,没坐过牢的反动派是没资格当总统的。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带领160多名革命分子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失败,被捕,卡斯特罗为此发表了一份长达一个小时的辩护词:


我知道我会被迫沉默多年……但是我的声音不会因此被压下去,哪怕我最感孤独的时候,我的胸中也聚集着力量,不管那些没有心肝的懦夫怎样隔离我,打击我,我心中的热情也会迸发为我的声音。


……


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这份知名的“历史将判我无罪”辩护词流淌革命热血,洋溢着革命情怀。卡斯特罗也是天生的煽动家。很遗憾,没啥用。菲德尔·卡斯特罗被判15年徒刑并服刑于青年岛的监狱中,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则是13年徒刑。


幸运的是,两年之后他就被释放了。在局势动荡的年代,反动派能被释放通常是统治者受到了一些舆论的压力。这次也不例外,古巴民众有意见。然而据说巴蒂斯塔释放卡斯特罗另一方面也是被卡斯特罗耶稣会的童年导师说服。总的来说,以一种马后炮的论调说,巴蒂斯塔大意了。


革命就跟创业一样,上了船就很难回头,虽然九死一生,也得有个踏实的结果。卡斯特罗兄弟被释放,但在国内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前往墨西哥集结一帮革命分子,搞了个七二六运动革命团体。这个组织里就有另一个知名的游击队长切·格瓦拉同志。革命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需要钱,卡斯特罗在此期间也在美国募捐,并企图在更多地方建立七二六运动粉丝会。而这支反动势力其实只是当时古巴国内反政权武装的其中之一而已。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右)和切·格瓦拉(左),1961年。


历经千辛万苦,卡斯特罗兄弟和他的革命战友们于1959年成功推翻巴蒂斯塔政权。


卡斯特罗的成功,可能也要感谢美国政府。一开始因巴蒂斯塔强烈的反共情绪而得到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然而,不久后,美国人就发现巴蒂斯塔难堪大用,其政权的腐败程度让美国人颇为担忧,决定对古巴采取慎重方针。1957年5月,艾森豪威尔召回了过分亲巴蒂斯塔的驻古大使,另派厄尔·史密斯代之。史密斯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变古巴人的“美国大使以其干预使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永久化的”普遍看法。1958年3月,美国国务院的意见压倒了五角大楼,宣布对古巴实行武器禁运,以迫使巴蒂斯塔下台。


与当初列宁回俄国革命时强烈而坚定不移的冷酷信仰不同,卡斯特罗的革命军是由持不同理念的人组成,有共产主义者、有民主主义者,有反共人士等等。至于卡斯特罗本人也并没有清晰的信仰,甚至在革命成功之初,卡斯特罗前往美国宣扬他的革命时说:“我知道全世界都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当然,我必须非常清楚的澄清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这非常清楚”。


卡斯特罗的新政权上台,美国政府希望观察一段时间,最好能引导朝着美国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新上任的古巴领导人们也是满嘴胡说八道,宣布古巴革命并非共产党领导的,卡斯特罗说古巴革命政府是“没有专制和寡头的民主政府”,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人道主义。古巴外长劳尔·罗亚则宣布,古巴革命“不是赤色的,而是绿橄榄色的”。


革命完成之后对旧有政权同党的大清洗都是常规节目。切·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城堡军事监狱的最高负责人,负责对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治人物和警察)进行审查和处理,这也是卡斯特罗设法对效忠巴蒂斯塔政府的军警和反对新政府的异议人士进行大规模清洗,被处决的人数可能达到600人之多。


此时全球的大背景是美苏冷战期间。卡斯特罗不会不知道这一点,苏联人也早就对古巴新一届领导人觊觎已久。从地理位置上看,古巴就是个天然的炮架,就在美国家门口。很自然地,卡斯特罗和苏联人成为了好朋友。



苏联与古巴人民间永恒而牢不可破的友谊与合作万岁!”


继而就是轰轰烈烈的国民财产大改革,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例行大抢劫,1959年5月,古巴在土地改革法下开始没收土地和私有财产。任何大小农田都由政府掌控,而土地、商业、公司的拥有者、上层和古巴中产阶级被国有化。1960年底,古巴革命政府已经把总计25亿美元价值的人民私有财产国有化。1960年8月6日,古巴政府国有化所有美国以及其他外国在古巴的资产。没收由美国人拥有的银行、工业以及旅馆,另外还没收其它类别的资产进行国有化。而美国政府立即回应古巴这个措施,冻结了古巴在美国的财产,并断绝外交关系,并加紧对古巴的贸易禁运,禁运这措施持续至今(于2015年7月20日恢复邦交关系)。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动手了,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吉隆滩),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入侵。猪湾事件的失败让当时的肯尼迪总统永久地与它联系在了一起,充当了后人舆论里“软弱”的角色。


至于之后的古巴导弹危机听起来特别宏大,震撼,实际上就是一个闹剧,或者可以说是苏联领导人的面子问题。赫鲁晓夫在事后也是如释重负,内心默默感谢斡旋其中的劝架者。


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古巴人民也好,苏联人民也好,感觉那一条条生命都是不存在的,都是革命狂徒权力的卫生纸,意识形态或者说革命信仰也是按需要出现。卡斯特罗就是很好的样本。不过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卡斯特罗厌恶个人崇拜,所以古巴这个国家里罕见他的肖像,没有一条路、一栋建筑以卡斯特罗的名字命名,也看不到一尊他的雕塑,连钱币上的画像也不是他。顺便也让切·格瓦拉变得更流行了。


由于一直被苏联供养,干爹解体也是自己断粮的日子,1990年8月,政府宣布国家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注意到没有,政府的宣传非常有意思,大饥荒被称作“特殊阶段”。在这段时期,石油和器材的短缺导致古巴农业一度衰竭,断电和饥饿变得普遍。1991年苏联解体后,古巴失去每年40亿到6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到1993年,粮食和副食品极度短缺,平均口粮是20磅到25磅之间,有整整一年,三分之一的日子靠喝糖水度过,有5万古巴人因为缺乏维生素视力出问题。


说到这个“特殊时期”,对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似乎就一点都不陌生,比如“特殊时期”的大逃港。1962年5月份,逃港人数达到一个高峰,5月5号到5月22号就有二三十万人成功逃到香港。同样的,在古巴苏联结盟的30年里,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古巴人逃亡海外,仅仅在1959至1962年这三年中,就有30万人逃离古巴。


如果说杀人不眨眼的革命者们在战场上杀红了眼,人们尚且因为战争这一遮羞布有意忽略,战争一发动几乎就是灭绝人性的放大器。特别是切·格瓦拉这种风流潇洒帅气迷人的外型,革命的粉丝们不见血色只见浪漫。但是,这些糙汉毕竟是文盲,取得政权后,文盲开始治理国家简直是更巨大的灾难。


取得革命果实之后,切·格瓦拉摇身一变,成了古巴的经济学家,先后当上了工业部长、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掌舵人。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工作。他说:“社会应该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在经历过社会的“直接教育”以后,人就完全摆脱自身的“异化”得到“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


跟所有持这一类“高尚主张”的领袖人物一样,格瓦拉本人则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品质生活的喜好,抽名贵雪茄,戴名牌手表,打高尔夫,更在一年后迷恋上了“甲壳虫”乐队。


在切·格瓦拉这位浪漫诗人的宏伟计划下,“1961年开始,普通家用物品的缺乏引起很多不满。房屋供应不足。……公共运输(很多人靠它得到工作)减少。生产和分配的混乱使得那些有汽车的人驱车若干里到乡下去觅购食物。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食品购销部,受权专管食品分配,可是它缺少卡车和运货车辆来做好这项工作。……即使按照官方的数字,农业生产1962年也下降。新种的甘蔗落后于计划17%——甘蔗合作社里落后到30%。大米产量1962年将从三十万吨减到二十万吨,每公顷产量从十七公担减到十四公担。玉米的产量也降低。国营农场的产量比残存的私营农场的产量降得更快。全国各地的交通由于零件缺乏在日呈崩溃。食品供应越来越不正常。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的食品购销部工作混乱,农民不知道他们的产物是否会被收购。商店空荡荡。”


不得不说计划经济导致的后果真是毫无意外。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不得不在1962年3月12日宣布实行食品配给制,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必须凭票才能买到(咦?好熟悉的历史)。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从没有出现过食品匮乏的现象。


革命前的古巴是美国的后花园,是旅游胜地,虽然也有种种社会问题,但是拉丁美洲最富有最成功的国家,整体上与殖民过古巴的西班牙、出产过哥伦布的意大利等国相当。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57年,古巴的儿童死亡率在3.2%,是拉美最低的,在全世界也排名第13,高于法国、比利时、联邦德国、日本、以色列、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如今的发达国家,但到了1997年,已经悉数被这些国家超越,排在第25位。就人均牙医和医生来说,1957年的古巴在拉美也仅次于乌拉圭和阿根廷,甚至比美国都高,平均每10万人有128个医师,和荷兰、英国、芬兰是一个量级。


让我们看看1955年古巴的经济情况:



数据来自:Pre-Revolutionary Cuban Living Standard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上图是1955年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古巴在人均年收入,人均年产量和人均年消费数据上的对比。(以美国 = 100为基准)。图中可以看到古巴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欧洲平均值的50%-60%左右,跟同期的意大利相似。再看南美洲,古巴的人均收入接近的阿根廷,委内瑞拉还有乌拉圭,并且超越了智利。所以当时古巴人的生活水平已经高于同期的南美国家。例如拿墨西哥来说,古巴的人均年收入比墨西哥多出7个百分点,比多米尼加共和国多出3倍。


下一个数据是人均年产量,拿人均年收入作为参考,同比欧洲同期水平,古巴的人均年产量更是达到了欧洲国家55%-65%的水平,这个数据也要考虑到古巴跟欧洲的人口结构对比。相比于意大利,古巴已经在人均年产量方面超越了意大利。 在于南美国家的对比中,古巴也是跟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还有智利一起处于南美国家领先位置。


最后一个数据是人均年消费,可以看出,古巴人贡献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给了消费,对比欧洲国家,古巴再一次超越了同期的意大利,并达到了欧洲平均水平的70%-80%。

 

总的来说,古巴共和国在1950s年代,同比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和乌拉圭还有欧洲的意大利来说,都算是中等收入国家。


在古巴革命取得圆满胜利的四十多年后的2003年,古巴人均收入大致在2000国际元左右(国际元1996年,在特定时间与美元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在这里我们以1996年作为特定时间)。这个收入水平放到1957年(革命前的颠峰水平)是什么样的情况?


虽然已经没有1957年之后确切的古巴GDP信息作为依据,但是之前已经分析出在1957年前后,古巴与阿根廷,乌拉圭属于在当时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国家,拿当时的乌拉圭还有阿根廷的人均年收入数据作为假设,计算出两国的人均年收入平均数在1957年约为6700国际元(1996年)。那么,可以认为古巴在1957年左右的人均收入水平大致在6700国际元(1996年)左右。这样看来,姑且就拿古巴在2003年的人均年收入的上限3000国际元(1996年)来作为一个标准,之后再去对比古巴在1957年的年收入6700国际元(1996年), 可见2003年的古巴人均年收入仅相当于1959年的古巴人均年收入的50%左右。


Marianne Ward&John Devereux 两位作者从不同的时间跨度跟纬度分析了古巴的GDP情况。所有的迹象表明,古巴曾经是一个繁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革命爆发的前夕,他们发现当时的古巴人均年收入大致相当于同期欧洲水平的50%-60%, 在拉丁美洲处于领先的位置,即使对比美国也相当于其30%的水平。甚至在更早些的1920s年代,古巴的人均年收入直逼西欧国家甚者美国一些南部的州郡。然而,古巴革命后,其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下滑,现在古巴的人均年收入严重低于革命前的颠峰时期。


据说“古巴”一名源自泰诺语“coabana”,意为“肥沃之地”或“好地方”。古巴气候宜人、四季如春,矿产丰富,地如其名。稍微一点的自由的市场环境都能让这里的人们过上不错的生活。但伟大的、理想主义的、浪漫的革命情怀毁了这一切。回望历史,某些社会制度的摧毁性真是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管任何文化根基,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出来的灾难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反人类的制度也就必然得到差不多的结果。


参考资料:Wikipedia;Marianne Ward&John Devereux:The Road not taken: Pre-Revolutionary Cuban Living Standard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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